評「水污染防治與地方政治」

1991年7月

一、論文摘要

為便於討論,謹依原文標題、段落摘錄或概述柯教授論文(以下簡稱柯文)重點如下:

(一)問題分析:尿水、廢水和垃圾

1.引用中國時報80年6月10日報導說明七條代表性河川的水質及污染狀況。

2.引用中國時報80年4月5日至80年4月10日報導,說明五大水庫的污染情形。

(二)水污染的行政因素:分工、協調和取締

1.說明中央、省、縣各級政府內部單位間的分工職掌。

2.淡水河整治首要處理家庭污水,同時加強取締畜牧及工業廢水,但台北市縣財力不同,步調不一,河清不易。

3.以阿公店水庫污染事件的處理過程,說明政府有關單位缺乏協調。

4.以二仁溪燃燒廢五金的聯合取締,說明各單位並非都缺乏協調,但也引用「河清專案報告」,提及二仁溪燃燒廢五金及東港溪河床違規養鴨,無力取締的窘狀。

(三)水污染的結構性因素:政商結合與地方選舉

1.以台北市水源特定區違建的拆除,及大漢溪盜採砂石的取締遭受民代干擾的情況,斷定民代關說所形成的政商結合是水污染防治的主要阻力。

2.以高屏溪違規魚塭拆除案,雷大雨小,最後不了了之一事,認定選舉的恩怨及選票壓力是水污染防治的另一項阻力。

(四)水污染防治與行政執行

1.縣市政府財政拮据,無力配合興建污水下水道系統,又因屬隱性建設,也無興趣配合。

2.工業和畜牧廢水因涉及政商結合問題比家庭廢水棘手。

3.遊客行為的規範及水源區的保護,祇要有決心,容易解決。

4.沒有必要成立水利總署,但設立河川流域管理局有助解決污染問題。

(五)結論:責任政治和河川流域管理局

問題有二個:

5.加強各級行政機關首長的政治和行政能力,並提高縣市政府人員職等,以提高工作士氣。

6.在北、中、南三區分別成立專責的區域性的河川流域管理局,但淡水河自成一局,皆隸屬內政部或經濟部。

二、臨時變更議題造成雙重缺憾

本次研討會三天討論三大主題,依其順序分別為:

第一天水資源公共政策

第二天都會區飲用水問題

第三天河川整治

柯教授論文原為「環境政策與地方自治」,排為第一天主題「水資源公共政策」下的第五議題,本人因感於主題及議題,皆與過去參與之縣政有關,所以接受邀請參與論文的評論。查環境政策原無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鐵律,而需因地制宜,所以在環境政策方面,地方自主權需格外受重視,此原是十分重要的議題,也切合研討會的層次安排,未料七月四日收到柯文,方知題目已變為「水污染防治與地方政府」,這次易題把原本政策層面議題的研討會貶低為執行層面細節的檢討,同時也使得本議 題與第三天議題的內容,可能發生重疊的現象,易題造成雙重缺憾。

三、對第一節的評論

本議題既然要檢討「水污染防治與地方政治」的關係,論文的合理順序應該如下:

1.污染的現況

2.污染防治的執行狀況

3.污染防治執行的困難

4.地方政治與污染防治的關係

5.突破困境、澈底防污的對策

但柯文在章節標題有失條理,各段內容也有題文不符的情況出現,例如第一節,分別引用中國時報80年6月10日及80年4月5日至80年4月10日的報導,說明七條河川及五座水庫的污染情況,此節充其量僅可視為污染現況的引述而已,絕非標題所稱的「問題分析」,污染現況的引述固然是合理的起步,但卻冠了錯誤的主標題,連副標題(尿水、廢水和垃圾)也過度瑣細與少許不莊重,如果一定要有副題,以「污水、廢水和廢棄物」代之,不但合乎公務用語,也較文雅。

七 條河川污染的資料來自時報基金會「河川保護專案小組」的報告,該項工作有多位專家學者參與,其客觀性與權威性,無庸置疑,但五大水庫的污染逕行引用記者巡 迴採訪報導的資料,未加查證或再深入探討,則有失學術上嚴謹的態度,例如在「石門水庫遇雨成濁,水中濁度都在幾千度以上,原因當然是其為多目標水利工程, 水庫上游過度開發(如遊樂區)所致」一段,「水中濁度都在幾千度以上」的描述,不但單位錯誤,而且數字過分誇大,有「南部黑龍江」之稱的二仁溪是台灣最嚴重污染的河川,其濁度高居台灣第一,在七十八年十四次點的取樣檢驗,其最高濁度也不過450NTU而已(最低為10NTU。詳閱台灣省河川水質年報第十四期第七十二頁),水資會在七十八年曾委託農工中心對石門水庫的水質作追蹤檢驗,也證明濁度良好,以七十九年六月三十九個採樣點的檢驗,濁度在10NTU以下有二十八處;11—20NTU四處;21—30NTU四處;31—40NTU一處,超過50NTU的祇有兩處;數值分別為58NTU及90NTU,水資會的報告指出,石門水庫在台灣地區三十三座主要水庫中(兼作飲用水水源的水庫有二十四座),水質還不錯,每年五至十二月份水質稍差,其餘月份尚好,所謂濁度幾千度以上,實在離譜。又石門水庫的污染源如下:

1.家庭污染:為主要污染源,集中於復興台地、三民村等村落。

2.餐飲業廢水:包括雲霄飯店、湖濱飯店約五十家。

3.養殖廢水:九戶、約二三四頭(八十年六月份資料)

4.遊樂區廢水:金鳥樂園、龍珠灣、阿姆坪遊樂園、拉拉山遊樂園。

5.垃圾滲出水:復興鄉公所於水源溪支流有一掩埋場。

6.果園:集中於上巴陵、休弄兩地。

7.兩座高爾夫球場即將興建,完成後將影響水質。

上述資料(80年6月5日環保署為郝院長簡報的書面資料)已說明家庭污水為主要污染源,而非柯文所指多目標效益為禍首。

柯文對於「翡翠水庫也是遇雨成濁」以及「德基水庫已如同一潭死水,優養化赤潮現象嚴重」等報導也照單全收,也失諸草率,根據「七十九年水域表水平均水質年報表」,翡翠水庫水質最濁是在七十九年九月濁度為3.9NTU,年平均濁度為2.5NTU; 而德基水庫,根據環保署的報告,雖有藻類,但毒藻及富營養性的藻類皆未出現,水質與翡翠水庫一樣堪稱良好,至於德基水庫是否優養化的問題,環保署與水資會及台大環工所各持不同看法,迄無定論,柯教授未引用學術研究報告,即接受「嚴重優養化」的論點是一種專業上的失誤。另外「澄清湖水源的游離氨氣為零點四 PPm」的氨氣應為氨氮之誤,又PPm固然為俗稱,但污水密度與純水密度必然不同,學術性報告應以㎎/L作單位,以避免發生誤差,兩處小錯也需更正。

柯文在第一節內容將河川及水庫的污染源界定於家庭污水、工業廢水、畜牧廢水、垃圾場及遊客行為,顯然忽略了環保署主管以外的污染源,事實上,集水區內的濫伐木、濫採礦、濫墾植、濫建築以及濫埋葬所引發的後遺症,也不可忽視,而這些均非環保機關的權責範圍,形成了防治污染的死角,這是當前環保的一大隱憂。

此外柯文未對台灣地區各類水污染源作一個完整性的概述,也是本節內容的一項缺憾。

四、對第二節的評論

依論文的合理架構,本節應說明污染防治的執行狀況,柯文在本節開始,評述中央、省及院轄市、縣及省轄市等三級政府各主管部門的分工職掌,除省農林廳部分,遺漏「水土保持局」名稱外,其餘內容大體無誤,而其佈局發展也屬合理,但緊接著柯文並未詳述或列舉代表性河川或水庫污染防治的概況,譬如中央政府在政策、法規或制度上有什麼重大突破;地方政府在執行防污有多少成果或績效,論中既無事實的陳述,更無數據的交代,而把話題直接引入淡水河整治首要處理家庭污水及阿公店水庫污染、二仁溪燃燒廢五金和東港溪河床違規養鴨等取締過程中的協調不良等問題。

查取締過程中遭遇阻力或本身協調不良是執行防污的困難,應屬下一個章節的題材,柯文略過執行防污概況的交代,而將「困難」事實併入此段,不但使內容失色,而且也出現不同層次題材混雜並陳的現象。

針對淡水河的整治,在「如上述問題分析、淡水河的整治首要工作應為台北市縣興建衛生下水道……」一段中,衛生下水道的優先地位是在柯文「如上述問題分析」下 所產生的結論,然而遍查整篇論文,並無淡水河整治的評估,也無引用其他學者專家的論點作依據,何來「如上述問題分析」。或許家庭污水確為淡水河最大的污染 源,而衛生下水道系統確為當務之急,但結論是在這種信手拈來,隨便演繹下想當然耳產生,反足以動搖「衛生下水道系統」的第一優先地位,這樣的草率是學術性論著的敗筆。

二 仁溪燃燒廢五金的聯合取締以及東港溪河床違規養鴨,皆徒勞無功的事實,卻反成為自我反駁原先痛陳的協調不足的有力證據,實在令人無所適從。事實上,以二仁 溪燃燒廢五金半途而廢的聯合取締作業,來印證各單位並非都缺乏協調一事,並不恰當。東港溪河床鴨隻成群,卻不知飼主,其實也不是協調良好與否的問題,而是 大家都推卸責任,誰也不願唱黑臉,很多執行人員認為「人到場、意思就到了」「聊盡職責,可以交差」「公私都可以交代」。以燃燒廢五金為例,在私有地燃燒, 唯地主是問,在公有地燒無人承認,以廢棄物處理,保證馬上有人出面討饒;河床鴨群無人承認,派人拆除圍籬、棚架,取走飼料並將鴨隻驅離現場,飼主一定馬上現身接受罰單,這些方法皆可行,一般公務員能做而不做,以協調不良或其他理由(如遭受恐嚇)為藉口,是不應認同的。

五、對第三節的評論

柯文以台北市水源特定區違建和大漢溪盜採砂石的取締迭受民代關說或干擾,以及高屏溪違規魚塭拆除案最後不了了之等案件說明執行上的困境,是合乎第三節的結構層次,但標題(水污染的結構性因素:政商結合與地方選舉)的字意卻是水污染形成的結構性因素,而非防污時所遭遇的結構性障礙,這是另一個題文不符的例子。

將民代的關說與干擾,視為政商結合,未免株連過廣,時下通稱的「政商結合、利益輸送」應是指有相當可觀的金錢利益的流通,民代受人之託出面為違建或盜採砂石案關說,較諸高官透過政策層面圖利特權,或以其他非法手段輸送鉅額利益於他人,實在是微不足道,柯文將這種選舉人情或蠅頭小利視為政商結合,未免過分高估 與抬舉一般市井小民及地方民代。

高屏溪違規魚塭最後不了了之,固然與選舉有關,但從最初的澈底拆除到最後的從寬處理,也顯示省府當初的決斷有欠考慮,查「水利法」及「台灣省河川管理規則」 皆未禁此在河床的沙洲或浮覆地種植五十公分以下的軟莖作物,目前大部分的魚塭都是就地取材,塭堤不高,如不減少河川排水斷面,也不妨礙水流時,就沒有違規,實在沒有全部剷平的理由,省府敢不了了之,多少也體認到最初拆除的命令站不住腳,最後自找下台階,如果那些魚塭真的違法,縱使與輔選有關,諒省府也不敢敷衍了事,事實上,目前環保意識抬頭,民代為違規業者關說或官員為污染業者撑腰,隨時都要面臨民眾的自力救濟或示威抗議,柯文所稱的選票壓力,誰強誰弱,有利誰不利誰,難說。

柯文「違建需由警察查報」一節與目前規定有異,違建任何民眾皆可檢舉,任何公務員皆可告發,警察也有告發的權利(沒有告發義務),建管人員則有告發義務,違建的檢舉或告發案件,經建管單位複查無誤後,交拆除隊執行拆除工作,在此一併說明。

六、對第四節的評論

依文章的合理申論,本節應就地方政治與污染防治的關係作深入的探討,但柯文以「水污染防治與行政執行」為題,首先說明縣市政府財政拮据,無力配合興建污水下水道系統,接著以「政商結合」的論點,認定工業廢水及畜牧廢水比家庭污水更難處理,最後以設立河川流域管理局作為解決污染問題的萬靈丹,結論下得過於匆促。

查台灣省污水下水道系統一向由省住都局統籌規劃、設計及發包,無需縣市政府繳納配合款,所謂縣市政府無力配合的說法,並不確實。至於認定工業及畜牧廢水比家 庭污水更棘手,也有待商榷。查台灣地區雖有近六五○萬頭的豬,總排泄量相當於三千九百萬人口的污水,全島也有數以千計的大小工廠,但工廠及牧場均屬定點的特定對象,目前也都有法規依據可作要求,採勤查重罰的方式,配合輔導方案,應可收立竿見影的效果;至於家庭污水,目前並無放流標準,也無處罰規定,更無特定對象可罰,而且建設經費龐大,以高雄市來說,七十七年才完成系統規劃,管線總長八二五公里,需四百餘億,目前只完成十五公里,佔一.八%,全部系統完成遙遙無期。台北市情況稍好,系統規劃早於民國六十年完成,七十五年修正,主幹管三二.八公里,已完成一九.八公里,佔六○.四%;次幹管七十公里,已完成 四十三公里,佔六一.四%,已投入一五一億,至八十九年還需投入五九三億,主幹管系統預計八十九年可完成,分支管系統則需到民國一○九年才能全部完成。台灣省都市人口近一千四百萬人,每日產生污水二五○萬公噸,目前衛生下水道普及率不到一%,與英國九四%;美國七一%;日本四二%皆相去甚遠,依「台灣省污水下水道近程實施計畫」,到民國八十二年,接管人口可由目前不到一%提高到八%,全部經費約需二四二億,惟目前進度落後,台灣省要達到日本目前的水準,也似乎遙不可及,可見家庭污水問題的解決,遠比工業及畜牧廢水需要更漫長的時間及鉅額的金錢。而不是柯文所稱的更容易解決。

七、對第五段(結論)的評論

對於水污染防治績效不彰,柯教授分別在第二、三、四等三節從個案分析認定是協調不良、政商結合、地方選舉以及地方財政難以配合等四項因素造成的,並以此觀點 作出結論:「綜上所述問題只有二個」,事實上,對照上下文,上述的「問題只有二個」,應該是「對策」而不再是「問題」,雖僅區區兩字,但天南地北,相去甚 遠,用字遣詞不可不慎。

柯教授的第一個藥方是「加強各級政府機關首長的政治和行政能力,並提高縣市政府人員職等,以提高士氣」。柯文「以往一位行政首長的任命不論行政績效,只論人脈關係,當然無法建立機關首長責任政治制度,執行人員執行意願當然也不高,取締功能勢必大打折扣」一節,大有商榷餘地。查在責任政治的體制下,首長與政務官(例如首相與閣員)要共同負擔政治責任,所以不但需要有共同的理念,更需要有默契,而且還要靠得住,因此當然要有人脈關係,否則如何推心置腹;就是高級事務官的任用,首長對其人選的品德與能力,也需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與信任,因此廣義的人脈關係也需要有。事實上,人脈關係對高層次官員的任命,不但無害於責任政治制度,反而是建立責任政治制度的先決條件。另外機關首長的責任政治制度與執行人員的執行意願,並無「當然」的因果關係,柯文作此論定,太過武斷。

柯文另以提高職等、增加待遇才能振奮士氣,作為改善防污績效的策略,也顯示對基層實務未盡了解。增加待遇可行,也有激勵士氣作用,但提高職等不可不慎,查各政府機關的員額編制,皆有一定的考量,官與兵的比例要恰當才行,官多兵少或上兵多、下兵少,都會造成第一線工作人手不足的窘狀。第一線工作誰來做,事實上,目前縣市政府環保單位苦於編制人員不足,而不是基層人員職等太低,目前因為編制人員太少,連例行的行政業務都分身乏術,以致難以外出執行勤務,因此被 迫僱用臨時人員,臨時人員分約聘、約僱、臨時技工以及臨時人員四種,前兩種需報省府特准(不容易准),待遇較高(事實上仍不夠好);後兩種縣市政府自行作主,待遇較差(差約聘僱人員很多),臨時人員一年一聘,工作無保障,加上待遇不好,因此較難抗拒污染主的利誘,這也是目前防污績效不彰的原因之一。

本論文議題既然祇談「地方政治」,所以,對策壹加強各級行政機關首長中的「各級」兩字改為「地方」較切題,而「首長的政治責任」一詞對縣市政府人員亦不盡適 用,查台灣省各縣市長為選任公職,與一般官派的政務官不同,另外縣市政府環保行政首長或主管,皆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派任,均非政務官,無一般所謂的「政治責任」可言。

柯教授的第二個藥方是在北、中、南三區成立區域性的「河川流域管理局」,但淡水河自成一局,皆隸屬於內政部或經濟部,柯教授稱這種作法除統一事權外,比較能減少利益輸送的打擊面。

查目前世界最著名的河川流域管理局當屬美國的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 田納西河位於美國東南部,流經阿拉巴馬、喬治亞、肯達基、密西西比、北卡來羅納、田納西以及佛吉尼亞等七州,流域面積廣達一○一、○○○平方公里(約三個台灣大),早期時常氾濫成災,各州雖有心整治,但因事關州際利益及自治權責,而一直延宕,直到聯邦政府出面成立TVA,超越各州政府統籌規劃、開發及經營管理才獲解決,流域目前有九大水庫,具有防洪、發電、航運、灌溉、飲用以及遊憩等多重效益,是全世界水資源多目標開發的典範。要成立類似TVA的機構,必須要有跨越兩個以上地方自治行政區域的廣大水資源可供多目標開發才行,為了要將寶貴的水資源作最合理的利用,以避免因本位主義及各自為政而造成資源的浪費,才需要成立一個超越地方性的機構來統籌開發經營。柯文稱英國每一條河川有一個管理局,以英國地方自治的體制,一定有類似的機構,但每一條河川有一個流域管理局則未必屬實,因為沒有足夠的水資源可供開發,而且河川沒有跨越兩個以上自治行政區域,是沒有成立管理局的必要。

反觀淡水河,雖然是主要河川(省市共管),也跨越台灣省及台北市兩個行政區,但台灣地方自治祇是形式,實質上是中央集權,而且淡水河長度不過一六○公里,流域面積也才二、七二六平方公里,水利資源有限,沒有大規模作多目標開發的價值,省市也沒有什麼水「利」可爭。目前淡水河流域的污染源除了家庭污水以外,都有特定對象或源頭,也有明確的權責範圍,祇要各單位不推卸敷衍,每一個特定污染源都可以透過勤查重罰配合輔導措施的方式,加以各個擊破,如果祇為了防治公害要「統一事權並減少利益輸送的打擊面」,就成立「淡水河流域管理局」,不但疊床架屋,紊亂了基層的防污行政體系,而且反方便於污染主一網打盡,造成集體 包庇、舞弊,甚至貪瀆的現象。

至於在台灣的北、中、南三區成立區域性的「河川流域管理局」則更有商榷的必要,查台灣地區有二十一條主要河川,除淡水河是跨越省市之外,其餘的二十條,都在台灣省行政區域內,雖然其中十一條是跨縣市,但主要河川都歸省政府主管,況且台灣地區河川短促,水量少又不穩定,多數無「利」可圖,縣市無權爭「利」,也 沒有必要爭,因此各河川沒有成立流域管理局的條件與必要,至於成立區域性的管理局,其用意與單獨的管理局已偏差太遠,其必要性無庸申辯,況且成立區域性的 管理機構,無形架空地方政府的職權,此與柯教授所力倡的地方自治及責任政治的理念,背道而馳,相信亦非學界所樂見。

八、結語

柯 教授為國內學界公共政策的行家,此次捨棄檢討高層次的環境政策,選擇低層次的防污執行細節作為議題,而未就所長發揮,殊為可惜。事實上,水污染從上游集水 區到下游平原;從山頂到海底;從空中到地層,無所不在。要防治水污染,不但是地方執行層面的問題,更需中央在政策、法規及制度層面全面配合,才能克竟全功,單獨就「地方事務」檢討,不但無法治本,連治標都談不上(例如濫伐木及濫採礦,縣市政府管不著),柯文自我設限的結果,造成明察秋毫而獨不見輿薪的現象,確實是一大缺憾。

仔細研讀,發現柯文架構不但缺乏條理,而且各節標題也不夠嚴謹明確,同時內文引用過多現成報導卻未加查證,以致出現多處以訛傳訛的現象,部分段落甚至出現不同層次的題材混雜的情形,此外兩處的嚴重題文不符,也是一大瑕疪。

柯文由少數個案研判,認定政府機關協調不良、政商結合、地方選舉以及縣市財政難以配合等四項因素,是地方防污績效不彰的主要因素,是犯了「以一概全」的謬誤,而最後以兩點結論作為改善基層防污績效的錦囊妙計,則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要有效防治水污染,首先必須找出污染源才能對症下藥,柯文對於污染源的探討偏重於家庭污水、工業廢水、畜牧廢水、垃圾、燃燒廢五金以及遊客的缺德行為,甚至連盜採砂石及違規魚塭也備受青睞,而當前台灣地區日益惡化的水土流失問題,卻沒有得到適當的重視,目前在集水區的濫伐木、濫採礦、濫墾植、濫建築以及濫埋葬,已嚴重到改變了台灣的大氣候及各縣市的微氣候。最近幾年,南北各地不雨成旱,一雨則澇的現象頻繁,已經是大地反撲的警訊,大家實在不可掉以輕心,柯教授如果是從河川保育的治本觀點著眼,為了對目前中央及省市政府的林業、 水土保持以及水利部門各自為政的本位主義對症下藥,歸納林業經營、治山防洪及河川治理等三個目前獨立的業務於一統,才有河川流域管理局的建議,則其主張極 具價值,可惜論文第四及第五節有關流域管理局方面的主張,均從防污執行的整合方面考慮,祇是隔靴搔癢而已,並沒有真正抓到問題核心。

有關生態保育及公害防治的工作,目前中央、省、縣各級政府的部、會、廳、處、局或科室均各有所司,其間協調不佳是事實,但權責大體清楚,並非柯文所稱「權責單位不明」,當然就長遠計,統合保育與防污業務,在中央成立「環保部」,省縣政府比照辦理,才是上策,但在過渡期間,由各級政府首長召集成立「環境保護協調督導會報」多少也可以彌補協調不良的情況。

地方財政難以配合,並非防污癥結所在,茲不再贅述;至於民代關說及選票壓力,確實可能造成包庇污染主的一些個案,但是目前日益高漲的環保抗爭,以及漸趨覺醒的權利意識,也可能造成矯枉過正,以致苛待業者的狀況,柯文「以一概全」可能造成嚴重的誤導。在現行法規體制下,要提升地方防污績效,需要多管齊下才能奏功。僅依過去防污經驗,提供數點具體建議,以期拋磚引玉。

1.回歸憲法,停止架空地方自治權責,使縣市政府取回環境的自主權,以對目前危害極大的濫伐木及濫採礦,有充分的發言權甚至決定權(註),如此才能扭轉目前地方基層人員樂得輕鬆,事不關己的壁上觀心態,以及推卸、無奈、消極的鄉愿作風。

2.定期(至少半年一次)公佈縣市長防污績效排行榜,運用選票壓力,逼迫縣市長彼此競爭,以抵消政商結合或民代關說的負面影響。

3.防污單位的編制員額應適度增加(但不可大量增加,以避免形成人事包袱);外勤人員則採約聘或約僱的方式,隨時可視需要增加,以增強人事的靈活性與機動性。

4.約聘及約僱人員(不需法定任用資格)優先錄用受害區民眾,既可方便就近監測,又可降低受賄機率,可謂一舉兩得。

5.對重大污染源採二十四小時全天候輪班制(三班制),緊迫盯人的方式監測;對其他污染源也採勤查重罰方式,逼迫廠商改善。

6.每 個月對各污染源訂出取締計畫,實施「目標管理」制度,同時也從優核發「績效獎金」,以激勵士氣(重大污染源如每天均產生污染,一天至少可開一張罰單,一個 月至少可罰三十次註:依森林法及礦業法的規定,在保安林不能探礦、採礦及採取土石,但中央及省政府卻以違法的行政命令核准,公然違法圖利他人,宜蘭縣政府 多年來一再告發業者違法,政府包庇,但省中央卻置之不理,目前違法行為持續中。此三十張罰單就成為執行目標的底線,列入管制,未達成目標,應受薄懲,超出計畫目標,則予獎勵)。

7.隨時加強防污人員的品性考核,加強防範貪瀆,如有不法情事,一律嚴懲,期以殺雞儆猴的方式,使其他人員不敢貪圖非分之利。

水污染與其他公害事實上已不再是一個國家單獨的問題,目前地球污水為患、滿目瘡痍,任何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世界各國如果再不發揮同舟共濟精神,善盡國際社 會責任,來共同面對危機,攜手防治污染,有朝一日,地球勢將被人類製造出來的污水所毒害,作為一個世界公民,在此研討本地水污染之際,我們也應秉持「心懷 台灣、放眼天下」的胸襟,進一步關切全球的環境問題,才算克盡一個地球人的本分。

附註:蕭新煌教授等著「水的關懷」—河川環境與水源保護研討會論文集頁五十三—六十九。民國八十年時報文化初版。本文為時任立法委員的陳定南評論柯三吉教授之文。